本书对韩国的威权注意政体作一历史的、经验型的研究，并结合对1987年民主化以后情况的一些扫描，从而解释民主形式与本土文化相互冲突域融合的逻辑，对威权体制的“过渡性”的意义作一重新评估。这一评估或许会改编我们原来对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的认识。
韩国的民主建设时从1945年日本投降后开始的。1945年美军占领军进入朝鲜半岛后就启动组建政党的工作。1948年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界分裂为韩国和朝鲜两个国家。南部的韩国从1948年建立政府到1987年民主化运动的半个世纪时间，政治发展可分为四个大的阶段：
- 第一个阶段是从1948年到1960年李承晚时期，即第一共和国时期；
- 第二个阶段是从1960年8月到1961年5月民主党执政的第二共和国时期；
- 第三个阶段是从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军事政变到1972年年底推行维新新宪法，期间包括两年多的军政府时期和1963年10月开始的第三共和国时期；
- 第四个阶段是从1973年进入维新体制到1987年，包括朴正熙第四共和国时期和金斗焕第五共和国时期。
第三波研究中关于韩国的诸多文献一致认为：在四个时期中只有第二共和国属于“民主”，而其他三个时期都是威权主义或“不民主”；韩国的民主是从1987年民主化运动后才开始的。这一流行观点需要重新检讨。尽管第一共和国时期的被讥讽为“外壳民主”或直接称为“独裁”，但韩国的民主制度的框架却是在此时期建立的。它有一个民主的宪法，三权分立、政党竞争、公民投票、地方自治、言论出版与结社自由等基本的形式因素都一一存在。这个大框架在以后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一直连续到1987年民主化之后。历时不到一年的第二共和国尽管受到第三波研究的很大的同情，被看做是“民主”，但实际上它与以前及以后的政权在形式框架上并无很大区别。“官僚——威权主义”的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被看做是最专制、最独裁的时期，但它们却依然保留着基本的民主形式框架，与第三共和国有继承性和连续性。
因此，可以把这四个时期看做是一个框架，即向充分民主过渡的阶段。这个历时约50年的过渡阶段充满了尖锐的政治冲突。韩国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它没有令人头痛的亚民族或种族冲突的问题，它的政治冲突其实是比较简单的，集中表现为政府与反政府运动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经常被解释为“专制”与“民主”的冲突，第三波研究的文献尤其是如此。这只是浅层的解释，其深层还是民主形式与本土文化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冲突。很难说韩国威权主义政府总是在代表专制、扼杀民主，也很难说反政府的一方总是在代表民主和促进民主。在文化融合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之前，双方都是有问题。政治精英有政治精英的问题，社会精英有社会精英的问题，民众有民众的问题。各个阶层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与民主形式系统的要求有很大差距，因而产生了激烈的文化碰撞。
在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运动中，一切都是变化的，只有民主的形式系统是相对稳定的。民主有一般抽象的形式系统和具体的形式系统。一般形式系统是存在于概念之中的，是现实中各个民主的平均值，而具体的形式系统则是一个国家的具体的形式要素的组合。一般形式系统对所有的国家（包括那些没有奠定具体形式的国家）都会发生作用。但这并不决定有了具体形式后政治就变成民主的。就像韩国经验所展示的那样，它在很多时候是专制的、独裁的、混乱的、腐败的。但有一点却很重要，即，它是会不断发展的。换句话说，民主形式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最后会达成二者的融合。在传统政体和全权主义政体中也同样存在着各种激烈的冲突，并且这两类政体也各自有自己化解冲突的办法，但却没有我们所强调的“文化融合”的价值。因为在这两类政体中均没有民主的基本形式要素的存在。没有基本的形式要素存在，就等于“一个巴掌拍不响”，就不会有“文化融合”发生，自然也不会有“民主建设”的意义。
这就是说，韩国的民主建设与发展不是像目前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从1987年开始的，而是从1948年开始的。发生在1987年的民主化转型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步骤。韩国民主发展的特点是先奠定民主的形式框架，然后发生文化冲突与融合。为了清晰地揭示韩国在威权主义时期的民主发展这一线索，本书的章节内容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这种排列也便于读者把握韩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全貌。在这些章节中，笔者将通过对韩国不同时期、不同侧面的政治冲突的描述和分析来揭示威权主义过渡阶段的民主形式与本土文化冲突和融合的方方面面的性质和特点，从而拓展我们队关于民主发展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