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国家,也是通过武力夺取的政权,不过并不公然地说这个是我的家族天下。根据列宁《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所谓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并不承认人人平等的观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能够平等,因此也不承认普遍公民权。但是无产阶级有千百万人怎么统治?通过自己的政党。但这个政党不是阶级选出来的,而是自己组织起来说我代表哪一个阶级,而且这个政党人数越来越大(姑且不说怎么发展的),只能通过少数的领袖集中统治,最后高度集中到一个人,然后这个人被神话,权力无边,超过历代任何一个皇帝。
暴力革命的时间可短可长,有的几天之内暴动成功。但在现代中国,大规模的内战时间,持续得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时间都长。如从辛亥革命以后算起,十年之间是军阀打来打去;后来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所谓“围剿”和“反围剿”的十来年战争;之后是八年抗战,抵抗日本侵略;又接着打了三年内战。总体上,内战的时间,远远超过跟外国打仗的时间。所以这个政权绝对是枪杆子里出来的。根据列宁的理论,后来通过林彪之口讲出来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个政权在理念上缺少另外一个功能——保护公民的权利。
“人民”概念也非常模糊,跟“公民”概念不一样,“人民”到底有什么权利不清楚,那些人算人民也不清楚。比如1949年对国旗上四颗小星星的解释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四个阶级算人民内部。后来忽然一下资产阶级算外部了,国旗就另作解释。到“文革”时,是无产阶级。明天站队站错了,就成了资产阶级。整个没有章法,更提不到有权威的宪法一说。
还有一个权力更迭问题。皇权时代说得很清楚,我是天子,之所以能够打下天下来是因为我是“奉天承运”,有天命在身,儿子当然继承我的王位,老百姓认了,合法性就在于血统。后来的国家号称共和国,不能够公然地说就要按血统来传位。那究竟按什么?权力更迭问题实际上没有理顺,也没有很明确的交代。但很多特点跟第一种国家,即跟所有打出来的国家都是相同的:
- 第一,最大的罪恶是谋反,现在称“篡党夺权”。这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罪,比如大规模的残害百姓、侵犯民权等,都不如夺权谋反的罪大。
- 第二,政权目的是什么?是绝对不能丢掉这个政权——存在就是目的,自我循环。那么当政者对谁负责?还是对祖宗,对打江山的父辈。我记得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最后赫鲁晓夫跟肯尼迪妥协,同意美国在公海上检查苏联船只,证实上头确实没有导弹,化解了当时一触即发的危机。那时中共批“苏修”,指责赫鲁晓夫投降了,先是冒险主义,后来是投降主义。我听到一些高级干部骂赫鲁晓夫,说他对不起祖宗——指列宁,说列宁如在坟墓里知道的话都会不安生。当时的观念还是对不起祖宗,认为赫鲁晓夫对不起列宁。至于如果爆发核战争对苏联广大群众如何乃至全人类如何,不是主要的。我们的一些老革命,虽然是无神论者,但一说到将来去世的话一定说见马克思去了,如果犯了错误,就说无脸见马克思,说的是对不起祖宗,而非对不起民众。这些观念都是一脉相承的。
- 还有就是轻视个体生命。核战争没关系,死了三亿人,还有三亿人。甚至有一个说法是,全世界有几十亿人,死了一半人也没有关系,在有重视个体生命的传统的国家里,政治人物绝不会公开说这种话。在这类国家,军队不是属于整个国家,军队职责不光是外战,还包括对内镇压造反,镇压对政权的挑战。
- 有一点跟皇权时代不一样的是,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皇权时代。因为现在社会信息这么流通,民众耳目不可能完全封闭,可以有横向比较,而且公开的说法又不能以血统为依据,让民众信服的难度越来越大。过去皇帝不需要宣传工具,也没有人一天到晚在那儿宣传,只要颁布一下号令,大家自然而然就接受了,皇恩浩荡,理应如此。现在宣传机器之庞大之重要,远远超过历朝历代。
- 还有一个是民生要求越来越高,不是以前稍微给点小恩小惠就满意了。因为有横向比较,而且生命的价值以等级论的观念,越来越不能为普通百姓所接受。更重要的是,第三种国家(即本文上面说的另一种打出来的国家)自称比第二种国家(指谈出来的国家)优越之处在民生,所以保障民生的任务非常重,但民生还是手段不是目标。常常有人说,载人飞船都能上天、都能做得到,但污染问题、毒奶粉问题为什么没有办法解决好?总之,政权的终极目标是保自己,而不是保障公民权利。
结论是:必须改变政府的根本目标,使其成为一个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手段,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改革,这样才能建立法治。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谈宪法就是一厢情愿。